物质化导向与在地性探索:从《数字建造》丛书反观当代数字建造技术发展特征 | 闫超 沈元勤 | 时代建筑2021年第6期

本文章选自《时代建筑》2021年第6期 物质智能闫超、沈元勤《物质化导向与在地性探索：从《数字建造》丛书反观当代数字建造技术发展特征》

文章简介

从数字孪生到元宇宙，一系列新兴概念映射出一种混合现实条件下的建筑设计与建造、表达与体验的全新未来。建筑学的数字化发展究竟是引领我们走向物质智能还是非物质智能？传统空间的物质性营造与虚拟现实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分离，还是融合？在建筑设计层面，（新）材料属性带来的是新唯物主义的再实践，还是指向以虚拟体验为核心的全新学科边界？在建筑空间的建造层面，非物质智能能否为建筑学空间生产的一体化流程带来更多的体验自主性与生产可能性，进而拓宽建筑学在高效、低碳、可持续等议题下的全新伦理边界？本期杂志邀请了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讨论。

袁烽和尼尔·里奇针对建筑数字未来在“非物质性”与“物质性”之间的哲学理念差异，以及学科发展方向展开了深入的思辨性讨论。文卡·迪伯尔丹（Winka Dubbeldam）认为，建筑应该被作为实体物质属性的“物”来认知，这是对如何设计建筑、生产建筑以及使用建筑空间的重新思考。吉尔斯·雷辛（Gilles Retsin）探讨了围绕“离散性”概念的设计与建造，展开了在数字化建造领域的探索。闫超、沈元勤以《数字建造》丛书的编写过程为线索，在建筑学语境下分析了中国数字化建造技术以工程实践为问题导向的发展特征，建构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全新可能以及中国的在地性特色。姚佳伟、黄辰宇和袁烽从环境物质性能的视角，探讨了从形状语法、多目标优化以及进化式算法自我回馈的建筑智能生成设计工作流，为未来可持续城市与建筑设计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提供了新方法。罗鹏和杨烁永的文章提出了冰雪建筑“自然而然”的建筑设计理论框架，建构出数字化集成设计体系方法，并结合实践对“自然智慧”的冰壳建筑设计与建造创新进行了总结。刘一歌、李飚结合自身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梳理了织物编码技术的发展，阐述了计算性织物的编码方法及相关的建筑实践探索。

主编：支文军教授

物质化导向与在地性探索

从《数字建造》丛书反观当代数字建造技术发展特征

Materi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evealed in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Book Series

闫超 沈元勤 YAN Chao, SHEN Yuanqin

Abstract

在全球数字化建筑产业转型的背景下，《数字建造》丛书成为反映中国这一阶段数字技术发展的标志参照物。文章以《数字建造》丛书的编写过程作为档案线索，在建筑学语境下分析了中国数字建造技术以工程实践为导向的发展特征，并解读出其发展趋势与国家意志体现的经济、低碳、可持续等社会责任之间的本质关系，最终建构出数字化背景下理解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可能的在地性思路。

1 引言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制造业的发展，美、德、中三国先后发布了相应的战略规划——“工业互联网”“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在这一全球化工程技术迭代的背景下，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与实践总结，由丁烈云院士领衔多位专家学者撰写的《数字建造》丛书于2019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以下简称“建工出版社”）出版，成为反映中国在这一阶段建筑工程数字转型发展程度的标志参照物。

《数字建造》丛书由《数字建造导论》作为总领，包含了设计卷、施工卷、运营维护卷、实践卷，总共12册。丛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在建筑工程数字化转型中，从设计到建造、再到运营维护的相关理论、方法、技术与实践。一方面，丛书为中国建筑产业的数字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导向；另一方面，作为一份阶段性的“当代”档案，丛书也全面地记录和展示了中国特有社会发展背景下数字技术发展的路径。并且，正如丛书编委会力求做到“中国引领、世界先进”的目标所映射的，整套丛书的最初目标之一便是通过在全球领域内做到“先进”，进而向世界展现一条中国技术发展的独特路径。因此，丛书的定位和内容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视角，来思考技术研究（尤其是技术史研究）领域的经典议题——技术是否存在本质的地域差异？或，是否存在所谓的“中国技术道路”？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从李约瑟难题所衍生出的诸多拷问。在技术史、技术哲学的语境下，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的《论技术物的存在形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也成为众多相关研究的底层基础。他揭示了技术物作为有机体在其关联的环境中生长演进，从而超越了直接的人工介入与干预[1]。那么所谓关联的环境可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它们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本质特征？具体针对中国技术的思辨问题，西蒙栋的哲学也影响了许煜对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概念的发展。许煜试图通过这一概念阐述一种中国与西方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差异性[2]。在当代，数字化背景为此类问题的思辨带来了另一层复杂性。一方面，数字化技术与全球化进程是天然呈互相驱动发展的（参照互联网的产生）；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的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呈现出国际间的密集协作。那么，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否也有其关联的环境？这种环境是否呈现出不同社会和文化下的差异？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数字建造》丛书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丛书总策划、时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沈元勤进行访谈，结合口述资料和出版社档案，从学术编著的角度对丛书的选题过程、组织架构、内容特色等方面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建筑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两个递进式的假设并对其进行论证：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城市建设所铺垫的规模基础，以及当代国家民生发展的需求与导向，首先，中国数字建造在本质上的社会驱动因素与其他国家早期的纯粹形式探索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第二，这一特殊性在初期便将建造的意义拓展成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的高效系统，并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在对于物质化工程实践的强调以及对经济、低碳、可持续等社会责任的关注。通过对这两个假设进行论证，本文试图建构出数字化背景下理解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可能的在地性思路。

2 建筑信息化转型背景下的数字建造发展

从国家层面，中国数字建造技术的发展与建筑产业信息化转型的宏观导向息息相关。在“后奥运”和“后世博”的背景下，鸟巢、水立方等大型复杂结构建筑，上海中心等大型超高层建筑已经揭示出了三维建模技术在处理复杂建筑问题时的优势。这一时期，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在2011年5月10日印发了《2011—2015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的通知，其中指出了“‘十二五’期间，基本实现建筑企业信息系统的普及应用，加快建筑信息模型（BIM）、基于网络的协同工作等新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具体针对勘察设计类，也提出了“提高设计集成化与智能化程度”的目标[3]。其中，“协同工作”“设计集成化”等关键词都体现了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复杂建筑问题以及设计—建造—运维之间的协同难题所引导的技术需求。随后，为了进一步统一建筑信息模型普及过程中的标准，住建部又分别于2016年12月2日发布了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编号为GB/T51212-2016，自2017年7月1日起实施）[4]，于2018年12月26日发布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编号为GB/T51301-2018，自2019年6月1日起实施）[5]。这些纲要和标准的发布都体现出，为了解决大规模工程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信息化技术作为一种建筑工程中的高效协同管理途径，在国家政策导向的推动下的快速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数字建造》丛书的编辑团队以及发起者之一，建工出版社对选题的确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中国建筑领域的专业出版机构，建工出版社成立60余年来为中国工程建设领域出版了大量著作，并始终关注着最前沿的学术发展动态和国家发展需求。建工出版社一直以来密切关注并支持着中国建筑学会的各类学术活动。自2003年开始，建工出版社每年都会参与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研究分会的年会活动，并为学会出版年会论文集《工程管理论文集》。自2011年开始，工程管理研究分会又联合建工出版社共同创办了《工程管理年刊》，开启了更为紧密的合作，并通过刊登最新学术成果推进建筑工程领域的发展。自21世纪10年代开始，建筑设计—建造—运维全生命流程中的协同管理问题成为了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目标和阵地，因此这一转变也推动了工程管理领域的发展。2015年，工程管理研究分会在福州举行，主题为“建筑业现代化：安全、绿色、效益”。工程管理研究分会名誉理事长、同济大学丁士昭教授，分会理事长丁烈云院士等专家在开幕式上作了报告，其中丁烈云院士的报告题目为“数字化在工程建筑领域的运用”。正是这一报告，催生了《数字建造》这一选题的出现。在建工出版社与丁烈云院士的会后交流中，丁院士接受了邀请来牵头组织编写，并且明确了选题的定位，即反映数字技术在建筑领域研究和实践前沿的学术著作。由于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广度十分宏大，后续经讨论又确定了将《数字建造》以丛书的形式进行组织编写的模式。

以丛书的缘起背景来看，无论是国家层面对建筑工程信息化的推动，还是丛书选题与工程管理分会的关系，我们均可以看到数字建造技术与信息化协同管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国家发展背景下，正如2015年年会主题所映射的，这种信息化协同管理发展的本质诉求是“安全”“绿色”和“效益”。其中，安全是基本必要条件，绿色是全球共同愿景的发展导向，而大规模工程建设中的效益（或效率）则是中国数字建造技术发展早期的内在驱动力。显然，相较于国外数字建造技术发展于整体建造量处于下滑趋势的“后基建”时期，中国数字建造的特殊性之一便是其启蒙几乎与大规模建设的背景共时。当然，中国在2008年之后的建设量已经呈缩减趋势，但是，一方面，这种缩减仍是在巨大的建设基数上呈现的；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各地大规模重要项目的建设仍呈现出进行中的状态。因此，这种大规模、大尺度、高复杂度建筑建设的图景，成为《数字建造》丛书以及中国数字建造技术发展的宏观语境。随着建筑复杂度的提升，传统粗放式的以资源换效益的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建筑业的发展需求，进而要求建筑业寻找新的建造方式[6]。其中，建筑生产的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则是必经之路[7]。《数字建造》丛书正是希望能够从纲领层面对当时建筑工程中的数字化技术发展提供理论框架并指导实践。

3 以建造作为建筑生产的核心

《数字建造》丛书从确立选题到正式出版历经了4年的时间。由于丛书的内容覆盖面广，为了能让分册之间的结构紧密，整个过程共召开了11次编写会议。丛书的第一次编写会议于2016年3月6日在南京召开，会议主要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建造》丛书的体系和定位——基于中国建筑业的发展现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相关技术方法进行总结和探索。之后，为了在整个过程中更好地把握丛书编写方向，2016年4月28日在上海建工集团召开的第二次编写会议邀请了多位专家对丛书定位、架构进行指导。此次会议成立了丛书专家指导委员会，其中由钱七虎院士担任主任，由工程管理专家胡文瑞院士、丁士昭教授、何继善院士，城市设计和建筑学领域专家王建国院士、刘加平院士、孟建民院士、程泰宁院士，铁路工程和管理专家卢春房院士、孙永福院士，结构工程专家欧进萍院士、聂建国院士、龚晓南院士、谢礼立院士共14位院士与学者任专家委员。同时，会议还成立了以丁烈云院士为主任，由各分册主要作者组成的编委会，为接下来召开编写会议以及保证丛书的整体性铺垫了基础（见图1）。

   

1. 《数字建造》丛书编写期间的系列会议

在时间脉络上，丛书的编写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其中，每次编写会议不仅是对丛书内容进行研讨和把关的过程，更是跨领域作者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机会。由于丛书出版的时间跨度大，并且这期间数字建造技术本身也在迅速迭代，所以整个组稿过程也是一个共同研究的过程，不断有新的内容产生和加入，丛书从最初的6个分册扩展到12个分册。另外，在横跨4年的出版过程中，丛书与众多学术事件紧密关联，并且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与国家项目支持和认可。其中，2017年5月6日，中国建筑学会数字建造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旨在从宏观层面进一步推动数字建造技术的发展并加强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协作研究，数位丛书的作者入选了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丁烈云院士、丛书作者徐卫国教授、袁烽教授也都作了相关报告。《数字建造》丛书的编写与数字建造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同步进行，成果和社群两个层面相互支撑。另外，丛书于2017年入选了“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8年获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丛书2019年列为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数字建造框架体系”和“中国建造2035”的研究成果。丛书与中国建筑学会、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的衔接，进一步强化了丛书编写与国家导向之间的关联性，也佐证了工程技术研究与国家发展需求之间的交织关系（见图2）。

2. 《数字建造》丛书的事件网络

丛书无论在整体结构还是单册内容上都有着严谨的设计，并遵循着初期编写会议拟定的编写原则：“第一，丛书各卷内容不重复、各有侧重，相互之间有所衔接；第二，丛书内容既要有理论体系的建构，也要有关键技术的解析，还要有具体的实践应用；第三，丛书各分册的研究成果必须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所选择的案例要代表中国数字建造行业最高技术水平，保证丛书内容的前沿性与权威性。”从丛书各卷内容角度看，《数字建造导论》由丁烈云院士所著，提纲挈领地阐述了围绕数字建造展开的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全貌，并论述了数字建造技术如何推动整个建筑产业的革新。“设计卷”分为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两个方面，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徐卫国教授撰写了《数字建筑设计理论与方法》；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何政教授领衔负责《参数化结构设计基本原理、方法及应用》。“施工卷”主要分为两个分册，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龚剑领衔，结合上海建工集团在工程实践中积累的技术和经验，撰写了《数字化施工》，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数字建造技术在施工过程中的应用；同济大学袁烽教授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阿希姆·门格斯（Achim Menges）教授结合双方在机器人建造这一前沿领域的多年合作研究，完成了《建筑机器人——技术、工艺与方法》。“运营维护卷”一方面从建造安全的角度介绍了结构监测评估技术的前沿发展，包括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张建教授领衔撰写的《长大跨桥梁健康监测与大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和华中科技大学科学朱宏平教授领衔撰写的《结构“健康体验”技术——区域精准探伤与安全数字化评估》。另一方面，针对建筑物使用层面的运营维护，则由清华大学方东平教授指导，香港科技大学郑展鹏教授作为第一作者撰写了《数字化运维》。最后，“实践卷”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龚剑，以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王亦知等设计与工程大师设计施工的代表性实践项目所组成（见图3）。

3. 《数字建造》丛书

作为一套面向建筑工程技术人员的丛书，《数字建造》每一册都具有针对性地深入讨论了关键技术问题与实践应用经验。整体上，丛书又展现了以建造为核心所搭建的从设计到建造，再到运维的建筑全生命流程。我们可以认为，由于早期国家推动的建筑产业数字化转型时期主要以建筑信息模型作为解决建筑施工高效协同问题的方案，所以促成了建筑设计—建造—运维一体化的聚焦点一直贯穿于中国数字建造发展的核心脉络中。而由于《数字建造》丛书的选题和编写过程中所关联的诸多语境，这一聚焦点也反映在丛书的结构上。在丛书所反映的数字建造语境中，“建造”的意义已经因为信息一体化的技术而得到了扩展。数字建造不再局限于施工，而是天然地指代着设计—建造—运维一体化的流程。

4 实践卷：物质实践导向的技术涌现

《数字建造》丛书的一大特点是“实践卷”的引入，通过4个分册展现了当代中国在数字建造领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作品，每一册都是用一整本著作的内容量来阐述一座建筑在设计建造过程中的关键技术。这在技术类学术专著中十分少见，也从侧面印证了《数字建造》丛书的选题背景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中国早期建筑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目的并非单纯的技术探索，而是为了解决大规模城市建设中的实际建造问题。因此，我们也会发现丛书编写原则中始终强调着对理论和实践的兼顾。正如丁烈云院士在丛书导言中阐述的，“如何应用数字技术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迫切需要在总结有关数字建造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建设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较为完整的数字建造理论与技术体系”[8]。

“实践卷”的组织策划在结构上有着缜密的考虑。“实践卷”原本共3册，分别聚焦在凤凰中心、上海中心大厦、上海主题乐园。2019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成，其建造过程中对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运用，同时保证了机场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并且整个建筑形式的复杂度也充分体现了数字建造的优势，因此编委会一致决定在“实践卷”中新增一册关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著作。至此，在这4册中，凤凰中心代表了数字建造技术用于复杂几何空间的实践案例，通过设计建造过程中虚拟模型与物质建造之间的高度数字化衔接，提高了空间复杂几何的施工效率和精准度；上海中心大厦和北京大兴机场则分别代表了超高层建筑和机场建筑这两类规模庞大且高度复杂的实践案例，其中建筑信息模型、数字化设计施工等技术的应用展现了数字建造的最新研究和应用成果；最后，上海主题乐园项目是由一系列小建筑组成，而每一栋建筑又具有高度复杂的曲面形式，因此，相关数字建造技术的应用总结在城市公园小品等建筑类型中具有推广意义。结合“实践卷”，丛书重点突出了基于中国建造环境的特殊性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的背景，所选案例均是在中国确实建成，且在国际上也是有示范作用的工程实践。正如丛书编写过程中对于内容在全球语境下的前沿性和创新性的考虑，只有在这些实践基础上探索出的技术、理论、方法才能做到“世界先进”，而且只有从实践中探索的经验，才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数字建造的发展。

另外，《数字建造》丛书本质上对工程实践的强调不仅体现在“实践卷”的设立，还间接反映在项目组对作者的甄选上。丛书的作者分布在高校、设计院和施工企业中，所有作者不仅有着对数字技术的深入研究基础，而且均有大量的工程实践经验。其中，具有建筑学背景的徐卫国教授和袁烽教授也都有大量的数字建造工程实践作品，如徐卫国教授团队的混凝土3D打印步行桥、袁烽教授的乌镇“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项目等。并且，在此类建筑实践项目和相关技术的阐述中，无不体现着数字技术对建造效率的贡献[9-10]。快速建造提高时间效率、精确加工提高材料效率、增材制造避免材料浪费等方面，标示着中国数字建造发展道路中由工程导向所引发的本质驱动逻辑——大规模建设背景下建筑生产效率的提升所带来的经济、低碳和可持续效益。而在国外众多院校中，这一点只是在近几年数字化建造从形式探索向社会责任转型的过程中才体现出来。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吉尔斯·雷辛（Gilles Retsin）基于早期对离散（Discrete）形式的探索而发展出的快速灵活的低碳、可持续建造模型[11]，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本杰明·迪伦伯格（Benjamin Dillenburger）也将长期以来对于粒子系统的形式研究，开始应用于对大规模常规建筑中楼板元素的优化，通过提高材料效率，从而更加深远地介入到社会生产的进程中[12]。

5 在地性的技术探索：数字建造的国家意志与社会责任

在与全球化进程的紧密关联中，数字化技术是否有可能呈现出地域性的差异？这是当今建筑学领域对数字技术进行探索和思辨的关键问题之一。诚然，对这一问题最为直接的回应是地域文化的介入，可以形成通用的数字技术在不同文化面上的差异性投影。这里，以《数字建造》丛书的编写过程为例，通过分析，我们希望可以呈现出另一种本质层面的在地性数字技术的图景。

《数字建造》在近年来的技术类丛书中，是少有的以宏观统筹的方式围绕主题建构体系的著作系列。因此，它既是一套当代中国数字建造发展的技术档案，又是对中国未来建筑产业转型的探索。同时，丛书专委会、编委会作为当今领域代表性的专家学者集合，对丛书的编写既是对当下国家发展需求的呼应，也包含了对国家发展路径的建议。例如，《数字化导论》中的数字建造推动产业变革、建造服务化、建造平台化等章节，正是呼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的“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13]。另外，丛书于2019年12月召开了《数字建造》丛书结题会，在2020年8月举办了“智能建造赋能新基建”高峰论坛暨《数字建造》丛书首发式大型活动。与此同时，2020年7月，中国住建部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14]；2020年9月，住建部等9个部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15]。这种共时性也体现了丛书专家的研究成果和工程实践与国家部委指导方向的吻合。

技术发展路径往往与关联的外在环境编织在一起，因此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例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在1979年出版《实验室生活：论科学事实的建构》（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一书，揭示出科学家群体所构成的社会属性也会渗透在科学问题的发现、导向、解决和产出的各个流程中[16]。显然，这种影响是超越了个人的介入和干预，在更加宏观和潜在的层面生发的。那么，这种影响的源头自然也可以扩展到国家的尺度下。无论是“中国建造”核心竞争力的诉求，还是“从建造大国走向建造强国”的目标，均体现了在中国大规模建设的国情下，由国家意志所传达出的数字建造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即通过建造效率的提升走向经济、低碳与可持续的建筑生产模式。而且这其中，联动着推动了设计—建造—运维一体化的转型，例如在当今一些城市的发展进程中，数字建造技术也在随着导向的转变开始回应“老旧小区改造”中的既有建筑检测等运维问题。因此，站在建筑学的视角上，无论是技术研究层面的探索，还是技术史角度的回溯，都无法也不应忽视这一因素对中国数字化建筑转型的整个脉络的影响。

另外，数字建造的技术发展从最初便是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的一体两面，因此学术出版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又会为这个模型增加另一层复杂性。例如，建工出版社60余年的学术出版工作，从最初每年出版数十本引进自苏联的技术手册，到如今每年引进近百种学术著作，本身便会对相关技术的启蒙和推广产生影响。1964年问世的《建筑设计资料集》、1980年出版的《建筑施工手册》均成为设计与施工相关技术的传播媒介。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数字建造》丛书理解为连接国家、社会、学者和产业的桥梁。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6月，《数字建造》丛书荣获了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在建工出版社连续五年荣获该奖项的历程中，前四届获奖著作分别为《中国古代园林史》（上、下）、《中国古代建筑史》（共5卷）、《西藏建筑艺术丛书》（共4卷）、《中国近代建筑史》（共5卷），第五届获奖的《数字建造》丛书（共12卷）是第一次以技术的选题获得了认可。在以地域性建筑文化代表国家的经典图景下，建构出了一种以技术在地性体现国家发展特征的可能。《数字建造》从时代背景和国情发展的特殊性出发，回应国家导向的社会需求和责任，呈现出技术如何在国家语境的编织下走向差异性和特殊化，最终形成了“体现国家意志”“传播中国经验”的在地性技术探索之路。

（图片来源：图1、图3：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图2：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1] SIMONDON G.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M]. MALASPINA C, ROGOVE J, trans. Minneapolis: Univocal, 2016.

[2] HUI Y.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M]. Falmouth: Urbanomic, 2016.

[6] 丁烈云，徐捷，覃亚伟.建筑3D打印数字建造技术研究应用综述[J].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2015，32（03）：1-10.

[7] 丁烈云.智能建造推动建筑产业变革[N].中国建设报，2019-06-07（008）.

[8] 丁烈云.数字建造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9] 徐卫国.世界最大的混凝土3D打印步行桥[J].建筑技艺，2019（02）：6-9.

[10] 袁烽，张立名，马慧珊.生形、模拟、优化、建造——乌镇“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的人机协作数字建构实践[J].建筑学报，2020（08）：5-11.

[11] RETSIN G. Discrete Timber Assembly[M]//BURRY J, SABIN J, SHEIL B, et al. Fabricate 2020: Making Resilient Architecture. London: UCL Press, 2020: 264-271.

[12] ANTON A, JIPA A, REITER L, et al. Fast Complexity: Additive Manufacturing for Prefabricated Concrete Slabs[C]. BOS F P, LUCAS S S, WOLFS RJM, et al. Second RILE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crete and Digital Fabrication. Cham: Springer, 2020: 1067-1077.

[16] LATOUR B, WOOLGAR S.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文章转载自《时代建筑》2021年第6期 物质智能闫超、沈元勤《物质化导向与在地性探索：从《数字建造》丛书反观当代数字建造技术发展特征》。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简介：闫超，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后； 沈元勤（通讯作者），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编审，原社长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1] 袁烽、[英]尼尔·里奇 著；李可可 译. 物质智能与非物质智能之辩[J]. 时代建筑，2021（6）：6-13.

[2] [美] 文卡·迪伯尔丹 著；宫垒 译；闫超 校. 异物：作为实体物质（表面）的建筑物[J]. 时代建筑，2021（6）：14-19.

[3] [英]吉尔斯·雷辛 著；高天轶 译；闫超 校. 离散 自动化建构[J]. 时代建筑，2021（6）：20-25.

[4] 闫超、沈元勤. 物质化导向与在地性探索 从《数字建造》丛书反观当代数字建造技术发展特征[J]. 时代建筑，2021（6）：26-30.

[5] 罗鹏、杨烁永. 自然而然 基于自然智慧的当代冰雪建筑创新探索[J]. 时代建筑，2021（6）：31-37.

[6] 姚佳伟、黄辰宇、袁烽. 多环境物质驱动的建筑智能生成设计方法研究[J]. 时代建筑，2021（6）：38-43.

[7] 刘一歌、李飚. 建筑织物的计算性转变[J]. 时代建筑，2021（6）：44-49.